摘要：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它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与先秦时期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和进入夏代之前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关。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三个方面。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与赓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价值

梁启超1915年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提出了至今仍然值得国人思考的问题。他说：“吾今举两疑问以质诸国人：一曰吾国曷为能至今存耶；二曰吾国今后何道以自存耶。”［1］P41这是两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传承，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将来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品格而存在？这就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延绵几千年而能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民国学者许守微指出：“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 ，学亡而国亡遂告终古矣。”［2］这是把文化的存在、传承和绵延当成国不亡的精神价值和精神命脉。国家的存在，除了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司法和监狱等之外，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维系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精神文化，或者说是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这才是国家得以传承和维持的最为稳定的精神纽带和价值凝聚力。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文化传统唯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的，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本身就是维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至今在现实生活中还散发着勃勃生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P32文化认同是文化认同主体对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系统或文化身份系统的确认。它是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所在文化体系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把握和对文化建设的实践。事实上，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头。因此，研究先秦夏商周三代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就要弄清楚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渊源和价值内容以及历史影响，这对传承和发展我国文化，提升当代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01 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历史溯源

要讨论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问题，就得先了解“文化”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概念，多达几十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这里采用的文化概念主要是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以价值观和价值系统为核心的文化概念。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5］这个文化概念其实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容，但却是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而精神文化的核心系统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

关于文化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中国最先讨论“文化”概念，不是用“文化”而是用“文明”这个概念。笔者这里对“文化”和“文明”不做区别，做同一个概念使用，也就是说在本文中，文化即文明，文明即文化。《周易•乾》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龙”是古代农耕文明水中的“图腾”象征。十二生肖中，很多动物也可以称作龙，如羊龙、猪龙、牛龙、狗龙等。这里说的“见龙在田”，应该指“见（牛）龙在田”，而“天下文明”，这里指人们为了农耕而忙碌。这是代表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这里的“文明”与“文化”在价值系统上是相同的。《周易•明夷》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里的“内文明”，就是指价值系统，代表人的一种美德。《周易•贲卦》的《彖》辞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是将“文”和“化”分开来说，此时还没有构成完整的“文化”的概念。刘向在《说苑》中将“文化”一词连起来了。他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里的“文”是文德，“化”指教化，具有了“文化”的内涵。西晋诗文中也出现了“文化”一词的连用。如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诗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以上我们从“文明”“文”“化”“文化”等运用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文化”一词，在古代主要还是指价值观点和价值系统。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6］中国古代讨论“文化”的概念与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家使用“文化”一词的概念是相通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文化”的概念其实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系统。

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先民们的文化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表现。在我国境内，早在公元前约170万年的早期直立人元谋亚种（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俗称元谋猿人或元谋人，就已经开始了文化创造。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研究认为，中国境内的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即大概是公元前约170万年到公元前1万年。新石器时代大概是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21世纪夏朝的建立。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和智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还是以人类打造石器工具作为主要标志的［7］P1。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除了以磨制石器之外，文化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这个时期的农业、畜牧业、制陶、纺织技术等已经不断提高了。可以说，“新石器时代，人们已从旧石器时代纯粹依赖自然的攫取经济过渡，发展为可以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7］P1

这与中国本身的历史地理概念是相吻合的。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当时的中国地理位置上看，东边是大海，西部是新疆，再往西是高山峻岭，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和高山，南部两广以南是广阔的大海。因此，先秦文化还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所以，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说：“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陈亮：《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卷一）这是对中国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中国独立成系统的文化体系，与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相关联。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显示：（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因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1℃—0.5℃。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 ［8］。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黄流中下游流域气温比现在的要温暖湿润，十分有利于热带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和发展。

但是，这样湿润的气候，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那就是充沛的雨水会经常导致黄河泛滥。而治理水患就成为当时先民们的头等大事。谁治水成功谁就是道德英雄，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考古发现，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史前氏族部落相当密集，一旦洪水泛滥，这些氏族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因此，治理洪水就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团结一致才能治理好，而谁领导治水成功，谁就可能成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当时治水的人物很多。例如金天氏和他的儿子台骀疏通了汾水和洮水，后来被人尊为汾水之神。《左传•昭公元年》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再如共工。他就是一位治水的人物，但是治水失败了，给百姓造成了伤害。《淮南子》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淮南子•本经》）鲧也是治水人物，但治水也失败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鲧治水的情况：“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因为鲧治水失败，舜帝派大禹治水。《淮南子》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淮南子•本经》）大禹治水成功，是吸取了鲧的治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治理洪水，最后治水成功，他就成了英雄，自然就成为当时治水权力的拥有者。孟子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因为大禹治水成功，就成为治水英雄，同时，大禹在领导先民们治水的过程中，他逐步掌握了氏族权力。《史记》里记载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在茅山会见部落首领的一次盛况。“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史记•孔子世家》）这个史料《国语》里也有记载。大禹在会稽山会见氏族首领，因为防风氏首领迟到，这是大禹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当时治水就是最大的命令，一刻也耽误不得。防风氏首领虽然去了，但是迟到了，最后大禹就把防风氏首领杀了，并把他的尸首示众。吴国讨伐越国的时候，得到了一辆车那么长的一节骨头，就是防风氏首领被杀后遗留下来的。当然，一个人的骨头有一辆车那么长，有点夸大。但这个史料一个方面说明了大禹严厉执法，铁面无私，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通过治水，大禹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威。会稽山原名就是茅山。《越绝书•外传记地》说：“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论衡•书虚篇》也说：“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守，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

最后大禹在舜死后，继承王位，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史记》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夏本纪》）最后禹将王位传给儿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启再通过征服战争，迫使天下氏族首领降服，最后国家统一。“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其实启发动战争，只是迫使部落服从其统治，但并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氏族兼并战争。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夏朝作为我国第一个阶级王朝，是在平稳过渡环境中实现的，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氏族统一战争。因此，我国夏朝的建立带有浓厚的氏族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的烙印是通过征服自然和治理洪水这种道德的方式逐步获得的。当然，这自然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为基础的。夏朝建立后，原来的氏族组织和联盟机构就逐步过渡为国家机器。“那时候的国家不仅有了军队、监狱、刑罚等专政工具，而且已能设官分职，‘亲九族’、‘协和万邦’，组织强大的人力、物力疏河治水，这对于权力的集中和文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7］P115-116

总之，这种通过治水成功而获的集中权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道德合理性，因为治水是所有氏族部落的公共事务。这种获得集中权力的价值合理性，得益于先民们对治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这也是先民们的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先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有哪些表现呢？这就涉及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

02 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

夏朝的建立是从氏族部落联盟过渡而来的，因此夏朝作为一个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带有浓厚的氏族联盟的性质。也就是说夏帝需要通过一种被大家认同的文化价值模式才能统一国家意志，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和对周边氏族联盟首领的控制。同时，由于当时人们自然生产力低下，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他们对自然现象，如狂风、冰雹、雷电。火山、洪水等频发的自然现象缺乏一种科学理性的认识。因此，他们又把这些自然现象赋予一种神秘的力量。统治者为了控制被统治者，也需要借助这样的自然神秘的力量来巩固和稳定自己的统治，于是，就产生各种的文化认同模式来统一国家意志。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是文化价值认同的主要内容。

（一）人巫一体

人巫一体，是先秦文化价值认同模式的一种表现方式。巫，是一种沟通人和神，绝天通地的神职人员。张光直先生说：“巫的本身首先能掌握方圆，更进一步也更重要的是能贯通天地。”［9］P71-72当然，巫只是一个总体称谓。男的叫觋，女的叫巫，也有叫祝或宗的。《国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国语•楚语下》）“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国语•楚语下》）我们这里为了统一论述的方便，把这些巫、觋、祝、宗等神职人员，都统一叫做巫。

夏商周都是巫术非常活跃的时代，而商代则是巫术文化统治的巅峰时代。《礼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这从总体上概括夏商周三代巫术文化的特点。其实，在夏朝建立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和神沟通。《国语》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国语•楚语下》）后来，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最后“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这样对神的沟通的“神权”，就由专门的神职人员来掌控，而神职人员主要由统治者兼任。

在夏代建立初期，人们认为神职人员或统治者都是有德性的人，所以，从夏代以后，神权和政权就紧密结合，官僚巫史合二为一，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最为基本的政治格局了。《山海经》说：“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山海经•大荒西经》）这说明了夏主是最大的巫。《尸子》说：“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为牲，祷于桑林之野。此时弦歌鼓舞者禁之。”周公说：“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尚书·周书·君奭》）所以，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政府官员也“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10］

这些巫，本身的目的除了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之外，还给人们精神安慰，所以，巫术统治尽管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巫术也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这些巫术人员，在民众看来就是为他们祈福避灾的。我们从巫术的目的来看，也能说明这点。按巫术施行的目的来说，有增产巫术、救灾巫术、治病巫术、致害巫术（主要是针对敌人——引者注）、求爱巫术和求孕巫术等［11］P451-452。如商汤时代，大旱了七年，为了求雨，商汤亲自去祭天。《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的话说：“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当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将大雨。”这虽然有点夸大，但是也能看出商汤为了求雨，宁愿自己以身殉国。这不管是一种政治作秀，还是一种治理骗术，但是起码这种求雨本身的巫术行为，具有道德色彩。还有致敌人生病的巫术。《太公公匮》记载说：“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射之，丁侯病。”（《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引）还通过服用一种药物可以获得异性之爱的巫术。《山海经》记载说：“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次七经》）殷商时期，还有吞食鸟蛋怀孕的巫术。殷商族的祖先简狄就是因为吞食了鸟蛋而怀孕生契的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而生契。”（《史记·殷本纪》）周族的祖母姜嫄为了求子也是采用巫术，只是这次不是吞食鸟蛋，而是践履图腾神留下的脚印。《诗经》记载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史记》也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这也是一种巫术的仪式。

总之，在巫觋们看来，人和巫是一体的，求巫术，就是求人的平安和幸福。因为先民们对大自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识和理性的解释，自然只能求助于人类想象或者宗教神秘思维。当然，这些巫术不是每次都很灵验的，如果不灵验，很多巫师是要被杀头的。但是，随着人们意识和社会的发展，先民们对巫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后来巫术就逐渐转化为人们的一种礼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提高人们对求于某事的仪式感和崇高感，使人们在心理产生一种信赖感。因此，我们不能否定，先秦巫术背后的人巫一体的精神价值。尽管夏商周三代是阶级压迫的社会，但是，巫术在客观上却是为人们求福祈祉，去追求人巫一体化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价值。或者说先民们是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现象结合在一起了，实现了人巫一体或人巫合一的早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李泽厚先生说：“把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铸为一体，使历史观、认识论、伦理学和辩证法相合一，成为一种历史（经验）加情感（人际）的理性，这正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一个特征。这样，也就使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理智一般也不越出经验界而自由翱翔。”［12］P322

（二）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这里是从先秦文化语境中来阐释。“天”在夏商时期就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了，而且被赋予具有意志的人格神。《尚书·夏书·甘誓》说：“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商书·高宗肜日》“惟天监下民。”这是说上天具有意志，能惩罚民众，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尚书·商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这是商汤指责夏代君主的罪行，说上天要惩罚夏统治者，降灾给夏朝统治者。当然，对现实不满的人，也可以骂天怨天。《诗经》说：“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同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诗经·小雅·雨无正》）“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同上）朱熹《诗集传》解释说：“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听信。”“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诗经·小雅·小旻》）郑笺注：“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罚，威恐万民其政教乃布于下土。”这些都是直接指责上天的。甚至也出现了不要害怕“天”的呼声。“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诗经·小雅·雨无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的认识更加理性，将天还原为自然状态。春秋时期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是否定了天的自由意志。范蠡也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下》）这是认为天的存在和日月一样，是自然现象，并不会对人事人伦产生支配力量。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天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天具有意志的力量，是义理之天、道德之天；二、天是自然之天。在夏商周时期，天主要还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意志力量的人格神的存在。可以说，夏商周时期，将“天性”视为和“人性”一样的存在，两者具有相通性和统一性。因此，“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起源于夏商时期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人，可以指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生命体征的人，也可以指具体的人的自然性，还可以指人的生理等。在先秦文化语境中，我们这里说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主要是自然个体中的人和在社会中组成的集体人和氏族人。

“天人合一”是如何形成发展的，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刘泽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几种：生成论、由“道”而相通、以‘类’比附而相通、齐“物”而合一等几种［13］P257-258。我们这里说的先秦“天人合一”的意识，就是在先秦的人们的意识中，自然的天和自然的人是一体的，人和天是协调和谐一致的。

真正概括“天人合一”的是宋代思想家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张载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天人合一”的。在他看来，人性即是天性，人道就是天道。人的道德原则与天的自然规律是相同的，也是一致的。张载的这种认识，其实抓住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周易·乾·文言》）这里的“先天”就指万事万物的自然性，“后天”指遵守自然性而成为社会文化承认的那种状态。所以《周易·泰卦》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中庸》总结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因此，天人合一中的“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指义理之天与道德之天，这是由中国文化特质所决定的，其文化源头还在先秦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之中。李泽厚先生说：“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渊远流长，其来有自。大概自漫长的新石器农耕时代以来，它与人因顺应自然如四时季候、地形水利（“天时”“地利”）而生存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尚未建立真正的阶级统治，人们屈从于绝对神权和绝对王权的现象尚不严重，原始氏族体制下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血亲宗法制度使氏族、部落内部维持着某种自然的和谐关系（“人和”即原始的人道、民主关系）。这两个方面大概是产生‘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12］P335-336

对于夏商周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认为自己是上天让他们来人间统治的。夏商周的君主都认为自己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命”所归的。对于百姓来说，只有服从其统治的义务和责任，这样百姓才能免除祸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源头其实是“天王合一”。《诗经》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这里的“子”是指上帝之子，意思是商代君主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商代的君主姓“子”也是由此而来。《尚书》说：“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尚书·商书·盘庚下》）所以，当大臣祖伊向残暴的商纣王进谏的时候，商纣王居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这是商纣王的一种自负和自满。其实，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认为，是上天给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普通民众只能接受统治。《大盂鼎铭文》说：“不（丕）显玟（文）王，受天有（祐）大令（命）。在珷（武）王嗣玟（文）王乍（作）邦。”《师克盨铭文》也说：“不（丕）显文武，雁（膺）受大令（命），匍（敷）有四方。”《尚书》也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周书·梓材》）

夏商周的王还自称“予一人”。《尚书》中说“予一人”就有《汤誓》《盘庚》《泰誓》《金腾》《微子之命》《康诰》等十五篇之多。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尚书·商书·汤誓》）“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尚书·商书·盘庚上》）“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尚书·周书·泰誓上》）这种的“予一人”，也就是“余一人”，“表示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余一人’为最高，这表现在‘余一人’处于‘承天、继祖、救民’的地位。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王才是继承人；所有的人都是由王拯救和支配的。”［14］P4

夏商周三代文化并没有普及，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广大的平民是没有资格的。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生活经验主要来自长辈的言传身教和官员的教育。所以，王自称是上天在人间代理人这样的意识其实也是被不同民众所认同的。同时，在民众看来，作为王的统治者，应该也是道德高尚的人，是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全氏族或部落或国家的民众过有德性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王在先秦文献中被称为“圣王”。《左传·桓公六年》说：“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墨子》也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还说：“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上》）

在先秦人们意识中，“圣王是理想的实现者，是最伟大的仁慈者和创造者，圣王几乎都是崇拜的对象，都是希望所在，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13］P303这也是“天命王权”或者“王权天授”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因为上天是仁慈的，而圣王也应当是人间最大的仁慈者，因为，天和圣王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样天赋予王权绝对权威，就具有道德合理性。所以尽管商纣王“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史记·殷本纪》），如此残暴，而且众多的诸侯已经反叛他了，商纣王还自命有上天护佑，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他根本听不进大臣比干、微子、箕子等人劝谏。同时，攻打夏朝的成汤也是借助于天命来号令诸侯的。他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商书·汤誓》）这是借助“天命”来号召诸侯去推翻夏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统治者攻打商纣王的时候，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号。周武王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商纣王独宠妲己，荒淫残暴，周武王伐纣是“共行天罚”，替天行道。自然，这样的文化意识，在老百姓心中也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先民的文化意识中，天命就一定是归为有德之人。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被商纣王从软禁之地羑里放归到西岐，他就“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对叛纣而往归西伯”（《史记·殷本纪》）。正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有“德”，百姓才投奔他们。这是天人合一背后的一种道德底蕴。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发展，天王合一的意识才逐渐被天人合一所取代，“随着天子的式微，在社会变动中民众作用的上升，天王合一逐渐衍化为天人合一。”［13］P261因此，天人合一也是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一种价值认同表现。

（三）家国一体

家国一体，也就是家国同构。曹大为等人任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现存氏族组织的基础上，通过各氏族部落（各族邦）的联合，在它们之上建立起凌驾于各族邦的权力机构而形成的。其形成的标志则是获得此权力的族邦的首领建立起自己家族的世袭统治，俗谓之‘家天下’的确立。”［15］P21-22这个分析是符合中国先秦的历史事实的。因此，夏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已经就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作为夏朝的奠基者大禹，是通过治理水患而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当时的氏族部落联盟首领们看来，治理水患是全氏族联盟的大事，所有的人必须服从治水这样的“公共福利”事件，否则，就是对整个氏族联盟的不忠。但是，在大禹取得权威之后，他并没有将权力禅让给其他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王朝。这在当时也是符合广大氏族联盟首领的意志的，因为启确实也如他的父亲大禹一样，具有领导氏族联盟的能力和魄力及德性。因此，夏朝的建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氏族联盟的扩大。尽管夏朝具有了国家的形态，但是其氏族联盟性质的烙印还继续在氏族联盟邦落中存在。因此，在先民们看来，这样的国其实就是自己放大的家。这是先民们最初的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后来的商、西周等历代统治者又不断强化了这样的“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礼记》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礼记·礼运》）

既然夏朝是从氏族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具有家国一体的性质，因此，夏朝政府官员带有浓厚的氏族联盟的烙印，国家官职的设立，也是带有氏族联盟的性质，如国家称呼的臣、仆、宰、相、侍、御等都来自氏族部落。商代主持祭祀的人是由商王派遣的，他们自称为“妇某”或“子某”。这表明他们是商王的家族成员，同时也是国家官员。卜辞中还出现自称“小臣”的官员从事农业管理，或对平民进行管理。甲骨文中说的小臣禽、小臣吴、小臣妥等皆是由贵族子弟充当的［16］P67-68。而这些小臣既是王室家族的家臣，也是政府的官员。这些说明，夏商时期的政府官员和氏族联盟部落中家臣具有重叠的身份。这样的政治治理模式也是夏商家国一体化模式的一种表现。

在西周金文文献中，也常见周王以“我邦”与“我家”并提，他要求臣下尽力“保其家邦”（《诗经·小雅·瞻彼洛矣》）。既使像周公这样的大臣，周武王也说他“勤劳于王家”。《尚书》说：“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尚书·周书·金腾》）既然是家国一体，自然就强调了对家国的忠诚。《礼记》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这是把“臣忠”视为“人义”之一。《礼记》还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礼记·祭统》）“视君不忠，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些都是按照家国一体模式来安排其伦理秩序的。

《诗经》中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大雅·思齐》）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礼记·大学》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这些都是强调了家国一体的。《礼记·礼运》总结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总之，夏商周强调家国一体，经过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陶冶和发展，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就逐步建立起来了。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的时候就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先秦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以，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礼记》也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礼记·大学》) 同时，先秦家国一体的文化逻辑，在当时也逐渐扩展到了四海一家的理念。《诗经》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样的家国一体的逻辑随着先秦文化的被继承和融合，最后发展到儒家那里就称为四海一家的文化理念。《论语》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议兵》）这些论述其实体现了中国先秦文化自然的发展逻辑。总之，先秦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体现了中国先秦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03 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的价值

夏代大概存在了四百七十余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纪年》说：“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矣。”。商代大致存在了六百余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汲冢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说，现在知道最早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17］P135，这样的话，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除国，西周存在了二百七十五年。这样算来，夏商周三代存在的时代大概是一千三百余年［18］P128。这就说明，先秦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孔子创立儒家，总结整理《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19］，中华文化已经走向了成熟与繁荣。“如果说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前奏，那么夏代就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开始，西周便是中华文明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期。”［18］P21从政治统一性的角度来说，夏商周三代是前后替代的三个朝代。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夏代建立的时候，商和西周的祖先在夏代也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说，夏代建立的时候，商和西周的诸侯国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侧重点不同。总体来说，三代的文化是神权、政权和族权合一的时代。这样就造成了三代文化，尽管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也有其共性。“总之，夏、商、周三代虽有差别，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还是应该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18］P22换句话说，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等方面。这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与赓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

（一）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先秦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夏、商、周政权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一带。在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的意识下，先民们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此，在天子的治理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诸侯国的治理下，“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识与文化自觉意识中，“君主”或“天子”具有最高德性和能力，因此常常被称为“圣王”。“圣王”最大的德性，就是保护、教育、关心和照顾统治下的臣民。所以，《礼记》说：“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礼记·礼运》）《左传》也说：“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左传·昭公五年》）董仲舒也说：“君人者，国之元。”（《春秋繁露·立元神》）还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玉英》）因此，“王”只有具有道德上的卓越，才能被上天眷顾成为人间的“王”。这样的道德意识，从夏朝建立开始，经过商代的发展，到西周发展到了高峰，所以，周公才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伦理治国理念。王国维总结说：“（周公）纳上下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观林堂集·殷周制度论》）在国家政治组织的内部，夏代和商代还带有氏族联盟的印迹，但到了西周，周公继承、发展和改革了夏商两代的政治制度，在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下，建立了成熟的宗法体制和分封体制。

宗法体制，是在夏代确立，商代发展，到周代成熟的政治体制。宗法制是由原始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逐渐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亲疏关系设置分配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治实体。宗法体制的核心是“尊王”，“王”是“大宗”。诸侯相对于天子来说，是小宗。卿大夫相对于诸侯来说，为小宗，诸侯为大宗。大宗对小宗来说享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特权，小宗应当服从大宗的权威。不论是大宗还是小宗，都是按照“礼”的体制进行建制，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等待遇，诸侯国不得违礼僭越。如在婚礼中，“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史记·荀韩钟陈列传》）。天子娶十二位妻子，这是夏代“礼制”的规定。商代天子娶妻的规定是，“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以听天下之内理。”（《礼记·昏义》）当然今天我们看来，这样的制度是不合理的，但是在当时这是符合“礼制”的，因为当时要扩大、延续和世袭王权，天子就得多娶妻生子。所以，《诗经·大雅·文王篇》有“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说法。当然，宗法制维护王权的稳定，是总体情况，但也不排除诸子叛乱的现象。所以《史记·殷本纪》也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

分封制，也始于夏代，商代发展，西周成熟，是根据血缘关系和大臣功劳的大小进行分封，分封的诸侯可以全权管理封地的事务，但是分封的诸侯有义务服从天子的命令，维护国家的稳定，镇守疆土，不得分裂国家。同时，还要定期向天子朝觐纳贡，如果天子受到威胁，诸侯国有义务率领军队勤王或随天子军队一同作战。诸侯受封的土地，都是天子赐予的，但天子可以随时收回。当然，如果天子承载不了“天命”，道德败坏，统治残暴，百姓就有权废除天子。“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春秋繁露·玉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夏商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主要是政治制度的体现，天下的土地还是归国家所有。所以，《公羊传》说：“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公羊传·桓公元年》）《汉书·王吉传》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分封制和宗法制的设置，从政治上来说，不仅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稳定，同时在文化价值观上，体现了夏商周天下“共主”的政治文化格局。《谷梁传》说：“为天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君主是天下的“共主”，号令天下，天下才能维护统一，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刘泽华教授根据《尚书》和《诗经》等的文献研究认为，夏商周天下“共主”的地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曰王者纲纪四方；二曰王者富有天下；三曰天子至尊，王权至上；四曰王为天子，代天牧民［13］P351。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增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一局面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了。所以，后来战国时期周武公无不感叹地说：“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资治通鉴·周纪四》卷四）但是，不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如何争霸，周天子共主的地位在名义上还是被遵守的。

先秦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文化意识，一直影响到秦、汉、明、清朝的政治文化格局。《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之“春，王正月”四个字时，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这是受到先秦民族文化家国一体的文化影响。在先秦的文化意识中，天子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因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休《公羊解诂》）。

总体来说，先秦夏商周三代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统一的时间是占有绝大部分的，分裂的时间在历史上占据的时间是短暂的。“大一统”的意识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平安教授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完善的一个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态及其文化心理形态。正是这种综合意义上的大一统，使得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发展至今，并且还会不断地更加完美和发展下去。”［21］P5

（二）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与发展

先秦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有利于促进民族的多元融合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文化意识与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这个融合早在夏商周三代就逐步形成了。夏的祖先源于“西夷”。《史记》说：“禹生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之人。”商人祖先应该是发源于东夷。其祖先契，也是辅佐大禹治水有功的人，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成汤，多次迁徙，最后居住在亳。《史记》说：“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史记·殷本纪》）《国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商族起源于东夷，其实和黄帝谱系没有血缘关系，当然这里有可能是后代的谱系追认，但这反应了当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识。周人，原是羌族的一支，后迫于戎狄的压迫，迁往渭水中游的周原（今大概在陕西东起武功县、西至凤翔县、北至北山、南到渭河一带）。周武王伐纣师联合了庸、蜀、羌、髳、微、纑、彭、濮族人一起灭掉了商纣王。《史记》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动员令。周武王说：“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史记·周本纪》）这也算是一次各民族联合军事行动。在“天下一家”“华夷一家”文化意识中，这为西周部族的融合奠定了文化基础。《左传》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九年》）因此，西周的建立，也是一次民族大融合。

《礼记》说：“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礼记·礼运》）这是对多元民族融合的高度概括，国境之内，没有种族、地域和文化习俗的隔阂，都是在“天下一家”的思维模式下包容彼此、融合不同的民族。“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史记·滑稽列传》）先秦“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的政治观点，维护了多民族的融合，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违反“大一统”和“天下王有”的政治思维模式的。在启建立夏代时，有扈氏不服，启率军伐之。他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史记·夏本纪》）经过启的征战，最后“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周武王驾崩后，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之，这也是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史记》说：“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史记·殷本纪》）《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礼记》这里认同了“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文化理念。

因此，先秦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后世的君主认同天下一家为正统，这也是受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影响。如十六国时期前燕开国皇帝鲜卑族的慕容俊对群臣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觊非望，实匪寡德所宜闻也。”（《晋书·慕容俊载记》）再如，金海陵王完颜亮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金史·李通传》）元朝建立者忽必烈也以《周易》“大哉乾元”为天下一统，建立元朝。《元史·世祖一》记载说：“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清代统治者也多次强调了清代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一统”“天下一家”的文化格局。尤其是康熙皇帝，一生用实际的政绩来表达清代继承大一统的理念。他平定三藩、平定准格尔、收复台湾，实现了大清完全统一和民族融合。

（三）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与赓续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古代埃及文化、古代巴比伦文化、古代印度文化等都在历史上中断过。苏秉琦先生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22］P176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最主要是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这样的文化品格是先秦夏商周的文化认识和文化自觉意识奠定的。

先秦夏商周文化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先秦人巫一体、天人合一和家国一体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天下一家”“国家一统”的正统文化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是以孔子、董仲舒、朱熹和王夫之等人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同化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扩大了文化范围，并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传统。

第一次总结、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者（主要是夏商西周文化）是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也是夏商周文化的总结、传承和发展者。他对夏商周一千多年的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经典。“孔子的伟大之处是将夏商周三代以来具有宗教性的巫术文化形态，创造性地转变为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儒家道德文化形态，将具有宗教性的夏商周三代道德文化改造成具有伦理性的儒家道德文化形态，从而改变了中国道德文化的走向和特质，伦理性就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根本特点。”［19］同时，他在先秦文化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儒家的产生，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成为当时的“显学”。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都成为当时的社会精英，为弘扬和发展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战国的孟子和荀子分别从儒家“义”和“礼”路径发展了儒学，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努力，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传统。

第二次总结、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者是董仲舒。他在儒家“公羊学”的基础上，吸取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创立具有政治色彩的汉代新儒学。他认为，不仅王者可以继承天命，而且可以参透天人合一的真谛。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王者是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人，因此，王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董仲舒的儒学理论充满道德形而上的色彩，但是这对于提升儒学的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董仲舒还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言。他认为，王者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至高无上之人，而且也是精神上的领袖，因此，王者需要用儒学来统一学术和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他主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在董仲舒之后，中国政治和学术统一起来了。龚自珍概括说：“是道也，是学业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全集·箸议第六》）

第三次总结、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者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有感于儒家文化受到佛学的严重挑战，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吸取了传统孔孟儒家思想、佛学思想和道家的思想，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建构的理学文化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地体现了儒家伦理性的精神。”［23］P1

总体来说，朱熹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学哲学的完成、道统的建立和《四书》体系的构建［24］P168。经过朱熹的改造，中国传统儒学又散发出新的生命力。孙晓春教授指出：“（朱熹）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的整理和诠释，先秦两汉儒学提出的思想命题经过朱熹的阐述和改造后，大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25］P246

第四次总结、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者是中国哲学集大成者王夫之。他抗清失败后，隐居湖南衡阳金兰乡附近，著书立说40余年，对整个中国哲学作了批判的总结，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吴根友教授指出：“王夫之的学识极为渊博，在传统的经、史、子、集诸部门均有较深的造诣，在天文、历数、医理乃至兵法、卜筮、星象等方面，亦有旁通，而且留心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学’。”［26］P115在人性论上，他提出了“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也”（《船山全书•尚书引义》卷三）的过程论。在理欲观上，他提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船山全书•读四书大全说》卷八）的“人欲”与“天理”统一论。在社会历史观上，他提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的启蒙思想。他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船山全书•读通鉴论》卷十七）还说：“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船山全书•读通鉴论》卷一）在政治原则上，他批判了专制制度，提出“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的观点。他说：“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其纪则不妄于授，保中夏于纲纪之中，交相勉以护人禽之别，岂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听其靡哉也！”（《船山全书•尚书引义》卷五）王夫之的这些观点是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开启了近代启蒙主义先河，对后世影响巨大。侯外庐说：“夫之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他对于学术传统的批判发展是最为名贵的。”［27］P38

总之，孔子、董仲舒、朱熹和王夫之是总结、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四位主要代表，这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自夏商周形成之后，一直是处于演进与赓续之中的，即使遇见像佛学这样异域的思想文化冲击，中国民族文化也有吸收、消化、融合和改造功能，并在吸收、消化、融合和改造中，获得自身新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和赓续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排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同化和改造不同民族文化的精髓，形成具有中国伦理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 2000 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 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20］中华民族文化是在不断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的，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新和创新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开放新和创新性，面对外来文化时，它不仅不会排斥，而且会不断吸收和创新。例如佛学，它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和融合，在唐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佛教——禅宗，到宋元明时期，儒家和佛教趋于融合。“仅就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局部而言，至少表现为五点：一、从此有了三世的观点和三界的观点，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二、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三、促进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扩大了汉语的词汇。五、使文学观点更加多样化，例如真与空的观点、心性的观点、境界的观点、象和象外的观念等等，都与佛教有关。”［28］P18-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演进与赓续中吸收外来文化，创新自身文化，最后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和佛家文化为两翼的传统文化格局。

第三个特点是雅俗互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和赓续的过程，也是一个雅俗互动的过程。雅，主要指经典的部分；俗，主要指非经典记载的通俗文本。“四书”“五经”可以说是雅，而乐府诗、传奇、戏剧、长篇章回小说等宣扬传统人伦道德的通俗文体可以说是俗。从雅方面说，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俗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先秦散文、汉代乐府、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本样式。中国传统文化每一次雅俗的互动，都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过程。

第四个特点是以复古为革新。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和赓续另外一种样式是以复古为革新。传统经学文化有经、传、注、疏等形式。经是经典、原典；传、注和疏是解释经典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儒学、佛学和道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体系，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为两翼，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儒家、佛家、道家文化的发展又往往以注释经典为手段来推陈出新。例如儒家。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等是在《老子》和《周易》原典的基础上阐释王弼本人的思想，经过他的阐释，玄学就兴起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在原来“四书”的基础上，经过朱熹的阐释和注解，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使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思想的标准文本。近代的康有为借《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来阐发自己变法主张。王夫之发展儒学也是通过注经的方式来实现。吴根友教授指出：“王夫之的著作富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注解经、史、子、集，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26］P115再如道家。《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基本经典，道家的发展就是在注释《老子》和《庄子》经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的《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是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老子》中的“道”神格化，突出道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唐代的成玄英精通《老子》《庄子》，并在此基础上撰有《周易流演》《度人经注疏》《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道德真经义疏》《老子道德经注》等，他在自己的注疏著作中深刻着重阐发了自己的“重玄”思想，发展了道家思想。再如佛家。佛家的发展也是通过“判教”来发展的。何谓“判教”？判教就是“在佛说全体统一的基本概念上，对于各部分加以剖析解释，以求了解真相；这也可以说是要明白每一部分的佛说对于全体应有的意义。如此解释佛说的方法就是判教。”［29］P331-332如隋代佛学家、天台宗四祖智觊的《法华玄义》就是在阐释《法华经》的基础上进行判教的，提出了天台宗的“教相三意”说：“教相为三：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终不始终相；三、师弟远近不远近相。”（智觊《法华玄义》卷一上）北宋佛学家智圆在儒家《中庸》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庸子传》，提出“援儒入佛”的理论，发展了佛学。

所以说，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和赓续是在一代又一代学人注释经典的基础上阐发新意，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过程，不是多元文明化的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往过程中逐步整合为一体的。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就建立起来了［18］P12。直到今天，中华民族文化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总之，中华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赓续与先秦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是分不开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有理性的认知和理解。当然，“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0］

来源：《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2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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