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经过长期的会谈和磋商，美国政府最终同意“建交三原则”（与台湾当局断交、撤出台海军队及设施和废除美蒋条约）。于是，中美双方在当月的16日同时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两个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经济文化都迥然不同的超级大国，中美之间长期都存在着隔阂，甚至是敌视。因此，这个建交公报令所有国家都大跌眼镜，引得全世界瞠目结舌。殊不知，在这背后却蕴藏了两国领导人无数的智慧和远见，绝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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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并且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支持和援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拒不承认我们，而且继续扶持蒋家势力，更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持续施压。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明确宣布将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一边。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这种并肩作战的友谊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患脑溢血而过世，国家进入到了“三驾马车”时期。最终，赫鲁晓夫先后击败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成功出任了最高领导。
1956年2月，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突然作了一篇长达五个小时的“秘密报告”，以史无前例的严厉口吻批判了斯大林。同时，他还修改了马列主义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论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口号，呈现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态势。
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不仅苏联内部开始彻底批判斯大林，就连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被要求跟进。但是，中国却没有盲从，毛主席认为斯大林虽然存在着种种过错，但历史功绩却不能被完全抹杀，主张实事求是客观评价。
由于这种“不配合”，赫鲁晓夫开始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意针对中国。1958年7月21日，他安排尤金作为特使访华，第一次提出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因为侵害到主权完整而遭到了我国政府的拒绝。
1958年7月31日，依然不死心的赫鲁晓夫亲自访问中国，当面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为了增加胜算，他还给予了一些小恩小惠，但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而再次遭到拒绝，中苏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到了1959年6月，赫鲁晓夫突然撕毁了所有的合约，不仅中断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而且还分批撤走了援华的苏联专家。受此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被彻底打乱，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1959年8月，印度的尼赫鲁政府不仅在两国边界制造摩擦，而且还悍然出兵越境侵占我国领土，史称“朗久事件”。对于这种明显的军事入侵，我国政府重申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却避重就轻，只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了“遗憾”而已。
1960年2月，赫鲁晓夫竟然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执意访问印度，坚持推行”拉印抗美牵华“的战略。期间，他除了向对方提供经济援助，还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有意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再次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并且烧毁，这种行径引起了伟人的强烈反感。从此以后，中苏之间开始了公开的论战，双方矛盾已经公开化而不再遮遮掩掩。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访问印度尼西亚后前往黑海度假，竟然被勃列日涅夫、谢列斯特和沃罗诺夫等人通过政变推翻下台。不过，新上台的勃氏更加的激进，中苏关系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出现了恶化。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的珍宝岛，双方的部队都猛烈开火。最终，虽然我军打退了苏军的入侵，这场局部战争也没有扩大，但两国之间彻底撕破脸皮，都在边境地区积极陈兵备战。
面对中苏关系的持续紧张，我国开始逐渐调整中美关系，可谓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且，面对勃列日涅夫的激进扩张之举，美国也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了守势地位，同样需要拉拢中国支持自己。
尼克松
1968年11月，尼克松击败汉弗莱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迫切需要调整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政策。1969年1月20日，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尼克松的发言虽然非常含蓄，但谁都看得出来为了改变美苏争霸的守势，他必须放弃敌视中国的态度，必须重新评估中美两国的关系。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稿，也算是回应了他的诉求。
从此以后，尼克松的信心越来越大，还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表示:“我们应该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为此，他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面时第一次公开提及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越南战争。
从1969年8月开始，尼克松先后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政府传话，明确表示愿意缓和两国关系。对于美国人抛来的橄榄枝，我国领导人也通过第三方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同意进行初步的接触。
1971年初，日本即将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诚邀我国政府能够派团参加。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很多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由国家领导人拍板才做出决定参赛。
在那年的日本世乒赛上，我国乒乓球队发挥出色，一举夺得全部七项赛事的四项冠军，分别是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双和男子团体。而且，要不是庄则栋为了抵制柬埔寨朗诺集团的运动员而主动宣布弃权，他的这枚男单金牌也是板上钉钉的。
在比赛期间，由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错登大巴车还与庄则栋意外结识，二人互送礼物作为留念。以此为契机，中国乒乓球队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
通过“乒乓外交”，完全起到了“小球博大球”的目的，中美关系迅速升温。1971年4月，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后不久，周总理就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总统传递了信息，我国欢迎他本人或者特使前来访问。
接到这份访问邀请，尼克松显得有些为难，虽然他迫切希望访华，但当时面对的反对声音也不小。在与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商量后，决定先派他去“打前站”。
1971年7月，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宴会时突然以腹部疼痛为由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然后，他在叶海亚·汗总统的安排下避开公众视线，秘密登机飞往了北京。
7月9日12时左右，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平稳降落在了北京南苑机场，从而开始了自己的中国之行。期间，他受到了我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日后的尼克松总统访华铺平了道路。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直都被台湾当局所霸占，我国一直都在积极要求恢复。很显然，如果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国家都投票反对，这一诉求永远都难以达成。
如果此时向苏联打美国牌，向美国打苏联牌，双方都会投鼠忌器。毕竟，谁也不愿意中国倒向对方，这将极大地影响到美苏争霸的格局。1971年10月25日，随着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终于在第2758号决议中恢复了我国的一切权利。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抵北京，从而开始了破冰之旅。午宴过后，他在周总理的陪同下与伟人会面，原本十五分钟的时间硬是拉长到了一个多小时，双方都坦诚发表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经过反复的磋商和斟酌，终于在上海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两国关系已经解冻。结束这为期7天的访华之旅后，尼克松显得信心满满，希望自己任期内就能实现两国建交。
不过，意外却发生了！
随着“水门事件”被曝光，刚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陷入泥潭中难以自拔，只好在1974年8月8日晚黯然辞职。之后，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成为美国的第38任总统，延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接受邀请访问了北京，还受到我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双方都有更进一步的意愿。不过，他显然只是一个过渡者而已，完全没有尼克松的深谋远虑和胆量魄力，在对华关系上长期裹足不前。 一句话，虽然没有明显后退，可也没有大幅前进！
1976年2月，尼克松以美国前总统的身份再次访华，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最高礼遇。由于周总理已经过世，主持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亲自出面接待他，还又一次得到了领袖的接见，彼此畅谈了两国的关系。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击败福特后入主白宫，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39任总统。为了在美苏争霸中赢得先机，他延续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而且希望取得重大突破。
1977年7月，邓公以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全面恢复工作。复出不久，他就会见了到访北京的美国国务卿万斯，积极实现中美建交的问题。
不过，由于遭到国会的强大压力，卡特一直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让步，更不敢公开支持断交、撤军和废约。即便是，在双方就建交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举步维艰。
从1978年初开始，到了1978年12月初，美国政府依然还在台湾问题上顾虑重重。12月15日下午，邓公亲自出席了最后一次谈判，掷地有声地表示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翻译施燕华这样回忆:
他严厉批驳美方的观点，指出如果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整（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整），华国锋主席和卡特总统同时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且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28日早上，邓公率团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美国。而且，当天还是农历大年初一，他选在这样的良辰吉日出访，取意为“一年于始，万象更新”。
除了为稳固建立不久的中美关系外，邓公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越南问题交换意见。因为，这个邻国在苏联支持下不断生事，还入侵了柬埔寨并且引起南亚区域的动荡，我国准备出兵“教训”一下。
1979年1月2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作为第一次访美的领导人，邓公此次出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他本人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全世界传出开放和友好的声音。
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卡特为邓公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由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到演出结束后，他亲切地抱着这些孩子们亲吻和合影，气氛非常热烈而友好。
2月2日晚，邓公前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骑术表演场观看，还与当地的美国民众进行了零距离接触。当一名骑手策马走近并把乳白色的牛仔帽递出时，他毫不犹豫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还频频挥帽向人群致意，展现出平易近人和开放友好的姿态。
2月3日，邓公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媒体传遍了全世界，彻底颠覆了世人对中国古板和守旧的传统认知。此后，他在美国还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时代》周刊更是以“邓来了”为题这样报道:
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这种合作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邓公对美国的九天访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和议题，对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难怪，他在事后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这样表示:
从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我们就下决心要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由于成功促成了中美建交和邓公访问，卡特总统在美国的民意支持率出现了大幅攀升，未来的选举连任之路一片光明。可是，一场“伊朗人质事件”却彻底改变了大选结果，他遗憾地将白宫拱手让给了里根。
卡特仅仅完成了一个总统任期，自然算不上是美国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总统。但是，他还是因为“中美建交”而载入了史册，更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可。直到2018年12月，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纪念两国建交40周年时还这样表示:
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公和我协力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结束了持续30年的对立状态。这一关系得以维系这么多年，足以证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为更伟大的价值而携手合作。
只不过，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刻意打压和针对，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头。下一步究竟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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