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全社会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政治权力是世袭的，这就叫“大人世及以为礼”。在汉代，主要以察举制度选拔官吏，之后就是九品中正制。统治阶级在实行这些制度时，并非否定选贤举能，但政治权力却主要在贵族阶层中分配，人所熟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这一情况的具体表现。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科举制度开始建立。科举制度的精髓是，面向全体平民选拔官吏，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科举制度历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止于清末的1905年，经历了1300年。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科举制度的施行，使得精英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平民出身的士大夫阶层迅速兴起，替代了世家大族，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主干力量，在政治运行中发挥专业才干，在社会建构中承担引领地位，在文化传承中接续文脉。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逐渐形成精英治国传统。据统计，在1300年间，由科举而选拔的进士就有近10万人。到了明清两朝，在500多年间，共选拔（文）进士51435人，平均每科（每三年一科）250多人，科举走向极盛。
在传统社会中，哪怕统治阶级想得再好，某种制度执行日久就会逐渐失灵和变坏，古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其意正在于此。比如，朱元璋曾设计了一整套自认为极为完善的统治制度。在地方，各省三司并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官员各司其职，平时相互监督，有事相互配合，其意甚美。但事实是，后来的官员们既不相互配合，也不相互监督，而是各贪各的。于是吏治败坏、民不堪命、动乱纷起。但是，在统治阶级肌体走向腐败之时，那些出身贫寒、懂得民间疾苦的新科进士们就像汩汩清泉，向这个腐败的肌体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为统治阶级输送着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延续着统治集团的政治生命。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贵族长期把持和瓜分着选官任官等政治权力，深刻影响着政局和社会风尚。总的来说，整个社会是贵族社会。贵族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东汉时期形成的士族，都是饱读诗书的书香门第。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力推动下，熟读经书的读书人入朝做官，又和本宗族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为当时的士族阶层。这些士族把持政治权力，左右舆论方向，在经济上也十分强大，是当地的名门大族。因此，士族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产生的新贵族。士族为了不坠家声，长期保持贵族地位，就要维持良好族风、团结凝聚族人，并不断培养出读书做官的后代。从东汉以后出现的诫子书和家诫、家训等，都反映了士族对宗族成员的约束和要求。但是，士族长期把持政治权力，既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选贤任能，更不利于最高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因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势在必行。
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对贵族阶层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平民阶层特别是寒门子弟通过科举为官，登上政治舞台，产生政治影响，国家的政治权力被更多的社会阶层所占有。其次，随着科举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中晚唐开始，人们的婚姻观念从择门第、重阀阅向重科名转变，富贵之家争相以科举及第者为婿，这便壮大了寒族的势力，此消彼长地动摇着士族的根基。再次，通过科举为官的士族精英必然离开故土，其家庭也要向京都地区和其他城市迁徙，并与故乡的宗族关系日见疏远，士族的没落就成了必然。
宗族组织最重要的标志是祠堂和族谱。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唐以前，平民只能“祭于寝”，也即在自己住的房子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只有官员在经政府批准后可以设立祭祀祖先的家庙。平民也没有族谱，唐以前的族谱是由政府主修并面向贵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门第、选拔官吏。从宋代开始，平民阶层开始以宗族为单位建立祠堂，并以“尊祖、敬宗、收族”为目的编修各自的族谱。其间，北宋的欧阳修和南宋的朱熹等人为宗族制定了各种规制，对宗族的发展影响较大。比如，欧阳修创立的五世族谱体例为后世所遵循，直到今天，还有以是否出五服来区别亲疏的习惯。朱熹提出，30年不修谱，是谓不孝，所以后世族谱30年一修成为惯例。伴随着族谱、祠堂的兴盛，宗族内部的管理制度也逐渐形成、完善，族长不仅具有管理宗族的族权，而且为政府所支持。另外，族训、族田、义学等也陆续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发展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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