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程度的名号，才算是入门级别。论及古代诗人的各路名称，其复杂程度，足以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力。
我们知道，古人为了表示尊敬，一般不直呼其名，而通过其他一些词汇来指代对方。这条原则，在爱好文化的诗人手里，衍生出各种新花样，表字、别号、郡望、家乡、官职、封爵、谥号等等，凡是可以拿来指代对方的称呼，全部都拿来使用。总之一句话，叫什么都行，就是别叫本名。
随手几部诗文集，更无一个是本名。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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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类型的名号，按照获得的难易程度，可以分为入门级、进阶级、高阶级三种。
入门级别：表字、别号组
这类名号的特点，在于门槛极低。但凡男性，成年后都有表字，号也可随意而起，与出身、职位等等均不相关。表字的用词，常常与本名相关，如李白字“太白”，高适字“达夫”等等。而别号的产生，常常与居住地挂钩，比如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是杜甫一度居住之地；苏轼号东坡居士，东坡也是苏轼一度居住之地；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则因为“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之类。
这类入门级称呼，常常用来指代那些单纯取得文学成就、却未能在仕途上得以大用、或靠其他称呼不足以区别开来的诗人，典型如仕途坎坷、27岁英年早逝的李贺，便以表字“李长吉”留名文坛。
《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书影。来源：豆瓣
进阶级别：郡望、家乡、排行组
除个人色彩明显的表字、别号外，若出身某地望族，或是当地名人，或是家族支系众多，也可用郡望、家乡、排行来称呼对方。我们熟悉的“韩昌黎”（韩愈）“柳河东”（柳宗元）“刘二十八”（刘禹锡）等，均属此类。
当然，郡望、家乡、排行这类标签，重复度较高，若用此来称呼，对诗人名气的要求也就很高。比如韩愈自称郡望昌黎，昌黎韩氏为中古名门望族，原则上但凡是昌黎韩氏族人，均可自称“韩昌黎”，但因无人匹敌韩愈的名气，他便独占了“韩昌黎”这一名号。再比如柳永排行第七，世称“柳七”，原则上但凡姓柳且行七的人，都可称为“柳七”，但因无人匹敌柳永的名气，他便独占了“柳七”这一名号。
高阶级别：官职、谥号、封爵组
如果说表字、别号体现的是个人色彩，郡望、家乡、排行体现的是家庭出身，那官职、谥号、封爵这一组，体现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身份地位了。
以官职称呼对方，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早在魏晋时期，嵇康曾担任中散大夫，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从此为文学史留下了“嵇中散”“阮步兵”的名号。在唐宋时期，若想让他人以官职称呼自己，首先便要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获得出身，大部分诗人便折戟于此。在这基础之上，若想进一步得到谥号，那就要尽全力跻身高级官员行列。若想再进一步获得封爵，那就只有位列宰相才能得到这一待遇。简而言之，有官职者已为少数，有谥号者更少，有封爵者更是极少。
第一阶段，比如杜甫，安史之乱期间投奔肃宗，累擢至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第二阶段，比如苏轼，担任翰林学士多年，死后谥号“文忠”，既是“苏学士”，又是“苏文忠公”；第三阶段，比如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死后谥号“文忠”，封楚国公，既是“欧阳少师”，又是“欧阳文忠公”，还是“欧阳楚公”。阶段越后，地位越高。
以上三组名称，互相并不冲突，可以同时使用，区分度高者优先。名号种类越多，证明身份地位越高，典型如政坛文坛都出名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按表字可称为“王介甫”；家乡抚州临川县，按家乡可称为“临川先生”；担任宰相多年，按官职可称为“王相公”；作相后受封荆国公，按封爵可称为“王荆公”；罢相后自号半山，按别号可称为“王半山”；过世后谥号为“文”，按谥号可称为“王文公”。从王安石到王文公，七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指代的都是同一个人。
以上几种称呼，还可以进行排列组合，产生诸如“王荆文公”“水部张十八员外”一类的进阶名称。名称越复杂，识别度就越高，越能将他和同姓、同乡、同官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从而具有更强的指向性。
唐宋八大家主要名号不完全统计表
这类叫法，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一时名流，如于忠肃（于谦，以谥号称）、杨升庵（杨慎，以别号称）、张江陵（张居正，以家乡称）等等，其名号都遵循这一法则。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表字、郡望、封爵、谥号等繁琐用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直呼其名以表示尊敬的称呼原则，却依旧存在于当代国人的日常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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